1987年2月卢浮宫会议，为防止美元贬值，美国向日德两国施压要求日元与马克减息，德国政府以象征性的姿态进行抵抗，而日本则把利率降至2.5%的战后最低水平，日本首相还表示降息20%没有问题。即便日本企业在上世纪80年代增加了对东南亚地区的投资，但货币主导权仍然掌握在美国政府与金融机构手中，一旦对冲基金发动袭击，东南亚各国与日本玉石俱焚。

    同时，日本政府为了选票向国内右翼投降，以在历史问题上挑衅邻国等办法使日元甚至无法成为区域主导货币，把自己吊死在美元之树上。

    第二，无所作为、倒行逆施的大藏省。日本作为世界最主要的拥有创新能力的制造大国，成为世界最大债权国，这意味着日本经济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日本的金融制度本应随之而变，但日本的大藏省的金融管理公有制成为日本金融僵化的罪魁，日本金融学者吉川元忠先生甚至激烈地申斥大藏省“死有余辜”，他们因为害怕丧失对日本金融的强大影响力而有意延宕改革时间。

    上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银行与证券公司的态度截然不同，证券公司希望扩大日元的发行范围，进行金融创新，而日本银行，如果他们在现有体制下可以获得最大的赢利，为什么还要改革呢？如果取消低息政策，日本银行的赢利就会降低，在股市的利益也会减少。

    日本银行遭遇国际清算银行要求的8%资本充足率的时候，选择了将资本市场作为自己的避风港。银行高价IPO，同时通过大型企业之间的相互持股保持极高的市盈率，另一方面，企业融资成本极低——这些现象是否似曾相识？与当下的中国股市如此契合。只不过，与日本银行占市值20%左右相比，中国金融机构地位更重要，他们占据了40%以上，同时，在金融市场的获利也更加丰厚，他们从资本市场获得的收益不会低于16%、17%以上的平均值。

    第三，动辄得咎的调控。日元影响力无法突破，便只有购买美国债券回流美国一途，投资者由于找不到更好的投资机会在美元贬值的情况下仍然大量购买美国债券，做多国内股市，同时日本企业为了避免汇率损失，投资土地等实物资产。1995年由于担心美元过份贬值将使石油美元与新兴国家更快的逃离美元轨道，以及克林顿新任财长萨默斯的华尔街背景，更加注重强势美元与贸易国的国内金融开放，日元贬值美元升值一幕重现。事实上，由于日元与美元之间在1996、1997年间高达5%的利差，日本主要金融机构在与大藏省的例会上甚至还通过打电话等“窗口指导”的方式，明示日本金融机构购入美元债券。而高盛等金融机构在全球以美元为单位推销日本股指的做空期权，这是一场金融战争结局早已注定。

    急剧升值或是急剧贬值，无不对日本经济造成重创，日本大藏省与央行已经忘记了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什么。日本泡沫崩溃后，日本政府从1992到1995年共投入65万亿日元，进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却并未收到应有的效果，其中被用于公共投资的约为33万亿日元，而其余则抵销了对外投资的汇率损失。更严重的是，这些公共投资的利益被背景雄厚的大公司攫取，政府与大公司的控制力同时加强而不是削弱。而在90年代后期，日本桥本政府实行取消减税、提高消费税、减少医疗公共支出等紧缩政策后，经济陷入负增长，金融机构面临破产危机。为挽救金融机构，刺激经济发展，日本政府将利率降至0.5%的水平，同时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但结果我们都已经看到，日本经济仍无起色，反而强化了对美元的依赖。

    患上软骨病的日本货币政策一败涂地，但经济没有像阿根廷等国一样不可收拾，是日本世界一流的高科技制造业与汽车产业救了日本经济一命，这些企业通过在海外设厂或者发展电子产品等，牢牢占据了世界高端出口市场，因而经受住了一轮又一轮货币风波的考验，事实上，在泡沫崩溃以后，日本企业的高端产品出口份额仍在上升。我国的金融万一出现危机，中国经济的定海神针何在？是亚洲最赢利企业中石油？是市值超过花旗的工行？还是规模已经赶英超美的万科？

注：要多谢尹中立先生，他提供的《金融战败》一书，让我得以继续思考。
    有朋友问，有什么办法抵御通胀风险？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事实上，我在很多文章中都已经提到，在目前的情况下就是学会投资股市与楼市，以及其他实物资产市场。不是想让大家投机，只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只有学会理财才能应对。指望每月加薪200元是毫无用处的。不要相信加不了薪是你的能力不够之类的话，中国由于劳动力并不匮乏，产业梯度转移，以及中小企业生产成本急升，除非你是深发展的纽曼，想要大幅加薪是很困难的。
    对石油资源是否需要国有的探讨没有必要陷入意气之争，拿出论据来说明自己的观点更好，但李荣融先生的讲话不能作为主要论据。第一，他有利益与立场；第二，没有以往的数据支撑；第三，如果政府不将批发权与油源收归两大巨头，从以往的业绩看，中国民营油企并不是无法与外资对峙的软弱之辈。总之，语录不是论据。